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 19世纪的一桩弑亲案 秦晖 no one knows her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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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认为，从德国古典哲学，经由马克思和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批判理论传统，与反思现代性前提基础的另一批判理论形式，二者分别基于“先验性”和“经验性”的立场而呈现为互相撕裂的状态。基于这一架构，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理论似乎都存在缺陷。为此，如何从“经验性”的参与者立场出发，挑战“先验性”系统对于主体间性的“座架”，便成为反思批判理论规范内容的关键所在。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2018年獲頒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終身成就獎，2019年獲選國際傳播學會會士（ICA Fellow），同年獲頒中國新聞史學會卓越學術獎。

第三帝国运用高度的理性批判魏玛时代树立的现代法治精神，无限放大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国家的象征性意义、压缩公民个体的权利与私人空间，创制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在任何时代都只能被定性为“不法”的极权统治秩序。法律和法律人在这场由纳粹发起的全面的社会改造的过程之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尽管常常强调其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并导致这一时期德国的法理学、法律史学、公法学、私法学、刑法学、劳动法与社会法学、司法组织与司法程序、法学教育与研究等领域由内而外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到纳粹主义被彻底清算之后，这些领域才部分地按照魏玛宪法的“应有之义”重加塑造。本书力图呈现纳粹德国利用法律和法律人改造社会的全景，引发人们对于现代法治自身脆弱性的深入思考：“法”与“不法”之间或许只有半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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